在这个家中，我很多为人处事的态度，都受父母言传身教的影响，特别是父亲对我的影响尤其深刻。父亲常教导我们：生活上要俭朴，工作上要勤奋，要尊老敬贤，做人要正直，待人要真诚。似乎我活得越大，感受越深。
虽然父亲离开我们已二十三年，但父亲与我们相处的日子却历历在目。
父亲生活俭朴，知足常乐，他从不浪费粮食，顿顿碗里的饭菜必吃干净。父亲喜欢穿布衣、布裤、布鞋，夏天穿的凉鞋也是母亲用布鞋改制的。他练习写毛笔字的纸都用废报纸。我们常听父亲说：比起长征时倒下去的战友和战争年代牺牲的英烈们，比起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彭老总（彭德怀）等一些老同志，我们应该知足了。
父亲严格遵守各种规定。父亲刚调到铁道兵时，下部队检查工作，部队领导们为父亲接风，请客吃饭，父亲都是自己掏腰包（因为当时财务上没有吃饭公家报销这项支出）。
文革后父亲恢复了工作。一次到铁四师葫芦伐农场检查工作，并决定在农场吃饭。一到农场父亲就与场领导打了招呼：严格按中央所规定的“四菜一汤”标准，不能越规。但到就餐时看到饭桌的菜已远远超出了标准，场领导向父亲解释说：“这是自己农场生产的，让首长尝尝”。父亲的原则性很强，执行上级规定从来都是一丝不苟，结果中午饭还是从农场赶回家吃的。
父亲离休后，有一次随兵部其他离休干部一同参观东坝农场回来，司机从后备箱里拿出许多鱼和菜等农产品，父亲向司机询问才知是农场领导送给来参观的老同志每人一份。父亲原定要退回这些东西，但考虑到是农场给参观的所有老同志，便顺势而为，不做声响地将带回物品折成钱让司机给农场送回去。
父亲待人真诚、平等，不会在别人得意时锦上添花，更不会在人失意时落井下石，更多的是给予鼓励关怀与帮助。
文革中，父亲的一些老上级及至交被隔离关押，当父亲知道他们被关押的地点时，会千方百计想办法去看望他们。当年彭德怀元帅身患癌症隔离在三〇一医院，罗瑞卿总长双腿被迫害致残也关押在三〇一医院，父亲都是通过时任三〇一医院副院长的贾仁芝叔叔帮忙，利用看押人员中午吃饭换班的空隙时间，由贾叔叔望风，父亲悄悄进到病房去看望的。
“四人帮”倒台后，我和妈妈随父亲去三〇一医院看望罗瑞卿伯伯。郝治平阿姨告诉我们：她被关押了六年刚放出来，父亲就去看望她。当时她的精神压力非常大（罗伯伯那时还被关押），父亲鼓励她要坚持好好生活下去，会有真相大白的那一天。罗伯伯解放出来后住在总参三招，父亲与罗伯伯见面时，两人都流下了眼泪，他们都没想到还能活着见面。罗伯伯与父亲是生死之交，这还要从抗战时期说起。一次日军大扫荡，父亲所在军区化整为零活动，罗伯伯、郝阿姨、黄镇首长及警卫员等五人与部队失散，被日军追赶，正巧遇上父亲的部队才得以获救。这一段经历却成了文革中父亲被打倒的罪行之一。
文革中父亲的许多老上级及战友都受到运动的冲击。当各军、兵种的造反派让父亲揭发交待他们的所谓反党罪行时，父亲只说他们是党的忠诚干部，并以沉默对待。无论造反派是罚站，还是禁水，父亲不说一个字，致使被整到脱水休克过去。
有一次我随父亲去汪洋（北京军区副司令）叔叔家，周阿姨告诉我，当年她与汪洋叔叔结婚，上级领导因为她的家庭成份问题，多次让父亲出面做工作劝其离婚。当父亲了解到汪叔叔与周阿姨的感情及态度后，没有给他任何组织方面的压力，将其拖延到汪叔叔调离64军，保全了这个家庭。所以他们夫妇一直很感谢父亲。
父亲每次下部队检查工作都要到最基层的连队去了解战士们的学习、生活。亲自摸摸卧具，看看饭菜如何，与战士聊天拉家常，关怀备至。
有一次，到大西北的一个部队检查工作。部队的生活条件比较差，战士们住在半地下的土打垒的房子。屋里很潮湿，而床上铺的却是很薄的褥子。父亲了解到许多战士都患有腰腿疼痛类的疾病，就向部队的领导提出尽快改善战士们的居住条件，减少疾病的发生。
在一次与连队战士们一起出操时，看到一位战士严冬只穿一件绒衣冻的直发抖，得知战士的棉衣不慎被烧，又不能及时补发，只能忍冻。父亲立刻要求特批补发。并语重心长的说：“这些战士都是为人子，他们的父母送子到部队来是尽建设、保卫国家之责。我们做领导的要爱护他们，关心他们像自己的孩子。”
一位文革前分配到父亲身边的炊事员，工作尽职尽责，父亲很想把他一直留在身边，但文革中因父亲被打倒而受牵连复员回乡。父亲对他时时牵挂着，父亲恢复工作后，主动帮他解决在家乡的工作问题，后来四川江油地区发生泥石流，父亲知道江油正是他的家乡后，多方打听他的下落，但都杳无音信，为此父亲感伤了很长一段时间。
父亲在64军工作时，有一段时间，警卫人员和司机是与我们家人一起就餐。刚随父亲不久的一位年轻司机，一天送父亲回家后，将车倒进车库，正在这时，一阵风将库门刮过来，把车门撞了个坑。见状，他伏在方向盘上哭起来。母亲两次叫他吃饭，他都不动，只是哭。父亲亲自来到车库，轻轻拍拍他的肩背，温和地说：“这个事也不在你，吃了饭再去修车，走，回家吃饭去！”小张这才消除紧张情绪随父亲回家来吃饭。
文革中，父亲遭到迫害，专案组的人员踏遍全国各地去收集父亲所谓的罪证，但所到之处听到的都是对父亲的肯定与赞扬。特别是当专案组到大连警备区司令员陈信忠叔叔那里时，陈叔叔知道他们来意后气得把专案组的人给骂了出来。 父亲就是这样，深得同事和战友的爱戴。
（刘郧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