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8月下旬，根据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金轩同志率12旅随陈、谢兵团南渡 黄河，执行开辟豫鄂陕边区根据地的任务去了。当时，我大女儿刚出生五个月，我身体又不好，没有跟部队走，组织上派我去12旅家属学校任政治指导员。
1948年10月，我接到通知，说金轩同志所带的12旅部队，已经在豫鄂陕三省交界地有了一块根据地，要我带孩子去陕南。
在敌占区，到处是岗哨林立、荷枪实弹，充满白色恐怖。我带着一岁多的孩子，全靠地方政府派民侠，时而骑着小毛驴，时而转坐牛车一村一庄的送，遇到没路的山村还得背着孩子徒步，就这样前后走了一个多月，才到了郧阳。金轩到汉江边接我们时，见到孩子可高兴了，他一把把孩子搂在怀里，亲了又亲，接着凝视着我愧疚地说“没派人、派牲口去接你，一路上辛苦了”。我说“这不照样来了吗？”，逗得他哈哈大笑。他告诉我，陕南的老百姓生活非常苦，吃不饱，穿不暖，有的还用米糠和野菜充饥，冬天没棉衣穿，家人只能围在炕上烤火过冬。部队在这种情况下，频繁作战，战士们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让我对艰苦的生活要有思想准备。说真的当时我能理解金轩同志的心情，他是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部队什么事他都得操心都得管。面对敌人疯狂，环境的险恶，任务的艰巨，开辟陕南根据地的重任，他经常寝食不安，身体显得憔悴而消瘦。有天他若有所思地对我说：我军“八进八出”才在陕南站住脚，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我到郧阳后，也想搞些好吃的，照顾一下他的身体，可是当地条件实在太苦了，看到战士野菜充饥，还要站岗放哨训练打仗，我也不敢多想了，尤其是组织上委派我在军区司令部机关任政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我工作一繁忙，又得照顾孩子，俩人能在一起的时间更有限了，然而他总是没有任何怨言，经常体谅、照顾，并支持我搞好机关的各项工作。说真的，那几年能在他身边工作、学习对我增添了不少新的长进。
1949年春，渡过了初创根据地的难关，各方面条件有所改善，但在司政后机关我们一日三餐吃的还是部队自产的玉米面粥、红薯、萝卜缨。金轩带部队打仗，常不在家。这时又身怀第二个女儿，我一方面工作繁忙，另方面身体有反应，又吃的极少，6月份开始拉痢疾，部队又缺乏有效药品治疗，就这样拉了三个月，身体几乎垮了，好不容易熬到二女儿生下来，却没有奶水，身体消瘦乏力到连上厕所走路的劲都没有，只好挣扎着爬着去。孩子没奶吃，饿的直哭，我唯一的办法就给喂点白糖水。当时白糖算是高级营养品，还是金轩打房县和平利时，组织上发现他身体瘦弱，管理处特意发给他的“补养品”。金轩挂念我们母女俩，自己舍不得吃，让警卫员用饭盒子装回来给孩子。我当时病得很重，又营养不良，已出现全身浮肿，躺在床上连爬都爬不起来，组织上已考虑给我准备后事了。此时此刻我多想让金轩从前线回来能最后再见上他一面。可是，金轩这时正把全部精力放在白、平、竹战役上，根本抽不出空来看我们母女。回想我们结婚以来，他一直就是忙于带兵、忙于打仗、忙于剿匪，在他头脑里想的是部队、是战士、是人民群众。他经常与参谋人员研究作战方案，直到深夜还不休息，有时我半夜四、五点钟醒来，只见他披着军大衣坐在油灯下看地图分析各方面战斗情况，我多次提醒他要注意身体，他总是风趣地说： “谢谢你啊，你要知道在这种敌我阵营胶着情况下，我搞不好，打个盹要多伤亡多少人呀，押着我睡也睡不着呀。"
金轩虽然工作紧张繁忙，但是他组织观念非常强，打仗回来休整只要条件允许，他仍坚持把党费亲自交到党小组长手中。有时他外出下部队或作战不在家，也要寄信回来让我代他按时交纳，回到机关后，还亲自向党小组长说明情况。他对党的忠诚和热爱，对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的严肃与认真的态度，为我和儿女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金轩同志1930年参加红军后，亲历五次反“围剿”战役，是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也是位屡建战功的功臣，可是他从不摆架子，对部下关心体贴，平易近人。他经常在行军路上和战士们聊天、谈家常，有时还开几句玩笑，逗得大家捧腹大笑。对身边工作的同志更是生活上关爱有加，工作上严格有度。记得部队渡黄河南下时，战士在行军中，饲养员苏玉英和一个战士的鞋子磨破了，金轩把我给他扎的两双布鞋拿出来让他俩穿上。他俩舍不得穿，金轩看到他们光着脚板，冻得发紫，心疼地命令他俩马上穿上。让两个同志感动的热泪盈眶。金轩在战场上先后七次负伤，有一颗子弹一直未取出来，天阴下雨，伤口时常痛疼。他有一条从敌人手中缴获的小毛毯，常带在身边，用来御寒以减轻伤痛。1947年冬天，野战部队抵达两郧地区时，有位同志发高烧，浑身又直打哆嗦。金轩得知后，马上叫警卫员把小毛毯送给那位同志，他自己却忍受着寒风的侵袭和伤口痛疼。行军途中，他看到有的同志衣服破的不能穿，就将自己的衣服拿出来给他们穿上，有的同志干粮吃完了，他就把自己的那一份拿出来硬塞到他们的干粮袋里。金轩心里装的就是战士、群众，牵挂的就是家乡父老乡亲与百姓，参加红军后，他与家乡长时间失去了联系，他也经常想念家乡，思念亲人，盼望着全国解放后能偷闲回去看一看。湖南老家解放后，他曾给祁阳县人民政府写了一封信，请帮助寻找父亲刘起文。不久县政府就回信说金轩70多岁的老父亲还健在，他非常想念当红军的儿子。金轩获知老父亲健在，当晚高兴得象个孩子似的。
金轩得知老父亲自从儿子走后，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家属残酷迫害，老人东藏西躲，生活无着落，不得不出外沿街乞讨。此时坚强的他，眼里含着泪花，内疚与心酸让他恨不得马上见到自己的父亲。当获悉村里对老人很关心，最近补助老人 50万元钱(相当于现在的50元人民币)，金轩马上掏出50万元钱交给从家乡来的两个叔伯兄弟，要求他俩亲自交还给村里，并说：“全国刚解放，当前还有许多受苦受难人民群众需要帮助，不能因为我是军长，就照顾我的亲属。”到了北京后，他还把老父亲接到家里，即使是困难时期，他也是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节省下来，照顾好老人。
金轩就是这样，他的一生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干部、战士无微不至地关怀，对妻子、孩子、亲人总是严格要求，不准搞特殊化。凡是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无不深深怀念着他，钦佩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献身于人民解放事业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关爱群众的高尚品质。
金轩同志虽离我而去，可他在陕南大地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他在人民群众心中留下了军人的崇高；他在妻子心里留下一个丈夫对妻子深沉而厚重的爱。
田 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