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时常回忆起那段亲身经历的艰苦岁月，时常回忆起那些并肩战斗的老战友。虽然年代已久、年事已高，许多人和事已记得不太清楚，但和友光同志在一起的日子，友光同志的音容笑貌和热情、豪爽的性格，却一直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之中。 1943年，我们和友光同志相识在山东军区的滨海军区。当时，抗日战争最艰苦卓绝的1942年刚刚过去，战略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侵略军已开始走下坡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在山东敌后打击日伪的主要力量是八路军第115师。开始时，陈光为代理师长，罗荣桓为政治委员。1943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成立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115师政治委员兼代师长。滨海军区是山东军区下属的一个军区，控制着沿黄海十几个县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司令员陈士榘，政治委员唐亮。军区司令部下设5个科：一科是作战科，二科是侦察科，三科是通讯科，四科是行政科，还有机要科。
友光同志时任通讯科长，承惠同志是电台报务员；仲明同志时任机要科长，陈康同志是机要科译电员。战争年代最重要的通讯工具就是电台。滨海军区与山东军区、与各军分区及作战部队之间的请示、汇报、命令、指示等重要信息全靠电台收发，所有来往电文都要经机 要科译电。因此，通讯科和机要科的工作关系非常密切。友光同志和仲明同志都是江西人，才二十多岁，经历过长征的考验；承惠同志和陈康同志都是山东人，才十八、九岁，是名符其实的小八路。紧张的工作和战斗生活使我们结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滨海军区机关就驻扎在农村的村庄上，各科室都设在老百姓的家里，每当驻扎下来时，通讯科马上架起电台天线，开始紧张地工作。战争年代，经常有敌情，鬼子要"扫荡"，大、小战斗不断。因此，军区机关在一个村庄上不会驻扎很久。一遇到敌情，就迅速转移。转移时常常是夜间行军，电台让马驮着走。记得友光同志和承惠同志的女儿群华出生不久，每当行军时，就把她放在篓子里，驮在小毛驴的背上走。
生活也是艰苦的。吃的是白菜、萝卜、辣椒，主粮是高粱面煎饼。有时吃上一碗小米饭，那就是最好的了。有时司务长分给大家一些地瓜，大家都高兴的不得了。紧张的工作，艰苦的生活，丝毫没有动摇我们的革命意志，反而使我们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每天早上，友光同志都和我们一起出操跑步，高唱抗日歌曲，帮驻地老百姓担水、扫院子。晚饭后，紧张的工作之余，我们也串串门子，聊聊家常，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军区还组织机关干部和部队指战员开展大生产运动，在海边开盐滩晒盐。友光同志和我们—起，光着脚踩在冰冷的海水中大干苦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友光同志性格豪爽，酒量也好。记得1944年的春节，当时抗战的形势已越来越好，我们到友光和承惠同志的家中围着小炭炉子一起过年。也没有什么菜，就端着茶缸子喝酒，大家边喝边聊，聊工作、聊家常，也憧憬着未来，非常高兴。不知不觉，友光同志喝了很多酒。友光同志是个非常热情、乐于助人的人。1945年春夏之际，陈康同志要生孩子了，当时仲明同志正在山东军区党校学习，赶不回来，滨海军区又没有医疗条件。友光同志非常关心，他一方面给鲁南军区的老战友写了信，另一方面专门派了通讯员护送陈康同志到鲁南军区后方医院生孩子。陈康同志骑着马，白天赶路，晚上就在老百姓家住下，一路上都是通讯员在照顾。生好孩子坐完月子后，陈康同志把孩子寄养在老百姓家里要回部队，又是友光同志派通讯员找到陈康同志把他接回了滨海军区。这种战争年代形成的深厚的战友之情，我们至今难以忘怀。
我们在滨海军区战斗、生活了将近3年，终于迎来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机关干部和全体指战员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1945年10月，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和命令，山东军区的主力部队分期分批进入东北。我们和友光同志、承惠同志一起第三批出发，从胶东龙口上的船，又都住在一个舱里。小火轮在渤海湾颠簸了几天几夜，先后遇到了美国军舰和苏联军舰，终于到达了辽东半岛。记得我们是在海城分的手，友光同志去了东满临时指挥部，我们则去了南满辽东军区四纵队。这一别就是将近30年。期间，他认真领会和坚决贯彻上级作战意图，沉着坚毅、机智果断地指挥战斗，并率部参加辽沈、平津战役，以及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战役战斗等。特别是在辽南军区期间，他坚持南满的斗争，为"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及各次攻势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全国解放后，他参加了著名的广西玉林剿匪斗争，为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做出了突出贡献。在炮兵院校工作期间，他坚持从严治军、从严治校，注重探索军事教育的特点和规律，总结出一系列军事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为我军的"三化"建设培养出一批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上世纪70年代初，友光同志已是军队的高级将领，担负着重要领导职务。他还是那样的热情豪爽，怀着深厚的战友情谊到处打听我们的下落。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上海找到了我们。再次见面时，大家都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了，既异常兴奋，又百感交集。当时正值"文革"动乱，上海又是"四人帮"经营的重灾区，地方上的老干部处境都不好。友光同志把我们的小女儿接到部队参了军，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
自从和友光同志联系上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多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友光同志和承惠同志多次到上海治病。每次来时他们都住在延安饭店，白天有空时就到我们家里来。我们在一起共同回忆战争年代的那些经历，回忆老首长、老战友。友光同志还充满自豪地给我们讲述了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发展历程。我们还抽空去了豫园和西郊公园游玩。记得有一次在我们家吃饭时，友光同志还亲自下厨，做了拿手的"香酥鸭"，大家对他的厨艺赞不绝口。每当友光同志来上海，来我们家时，就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年轻的时代，满屋子都是喜悦的气氛和爽朗的笑声。我们无话不谈，是因为我们的心是相通的，而这种革命友情才是真正弥足珍贵的。
屈指算来，友光同志离开我们已18年了，我们时常怀念他。在纪念友光同志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写下这些文字，以表达我们对友光同志的深切怀念之情。
（作者：唐仲明，上海市原标准计量管理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陈康，唐仲明同志的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