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友光将军在解放战争中，为辽南人民的解放和战争的胜利，从战略转移到战略反攻费尽了心血，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是深受部队爱戴和拥护的好领导，是我一生中最敬重的老首长。
我1944年认识老首长刘友光。当时他是山东滨海军区电台区队长兼三科科长。我在滨海军区司令员陈士榘身边工作。1945年我从陈司令员身边离开去学习"三大技术"，回来要求下连队，首长同意了我的要求。同年5月，在我待分配期间，保卫科叫我暂到刘友光科长身边，临时代替一段时间工作。因我看他一天到晚忙，身边没有人也确实不行，也就没有要求马上走，结果一直在他身边工作到1947年下半年才离开。
1945年8月8日，苏军出兵东北对日宣战。9日毛主席发表了对日最后一战的动员。14日山东军区罗荣桓司令员指示：山东所有部队向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大反攻。刘友光科长正参加滨海军区部队组织攻打潍坊、诸城两个城市的战役。突然接到上级指示，叫他立即回莒南县大店镇，回到大店叫他马上交代工作。原来山东军区驻大店，打下临沂后又搬到临沂去了，刘科长又去了临沂，到那后正式通知他到东北。离开大店前，刘科长向滨海军区陈士榘司令员告别，陈司令员说："这回想留你也留不住啦！是肖华主任（山东军区政治部）点名要你的，到需要你的地方去吧，我们不会忘了你的。"当刘科长到临沂时，在接待处见到了肖华主任，肖主任一看见刘友光科长就很风趣地说："刘友光啊！你还是没有跑掉啊！第一批去东北没有去成，这一批还得去呀，怎么样，高兴不高兴呀！"刘科长没有马上回答，而是直接问这次谁带队去。肖主任说："我带队去"。这时刘科长高兴地连连点头，表现出对领导的信任和对组织决定的愉快服从。在回驻地的路上，我问刘科长："你怎么没有回答肖主任的问话？"他说："我们共产党员只要党需要，到哪去都应高兴。"之后我们在临沂停留一个星期，做些组织上的准备，就开始去东北，我也跟着他一起到东北了。
关于刘友光将军在辽南的烽火战绩很多。他离休后，有一次和我闲聊时，谈到写回忆录的问题。他同意把几件事写出来留给后人，并叫我帮他准备些材料，遗憾的是他走得太急，还没有来得及动笔。
1945年10月，刘友光科长随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挺进东北。肖华任东满临时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友光任三科副科长。刘科长从山东龙口上船，在辽宁庄河搭拉腰子下船，在庄河接待处休息三天。他先听了辽宁、大连和安东的情况介绍，然后到安东，住东坎子造纸厂，造纸厂在安东的东边。开始十几天比较平稳。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个重要情报，说当地日伪反动势力要搞掉军区。肖华司令员立刻决定军区不能住东坎子，要搬到金江山去。金江山与朝鲜一江之隔，缓冲余地大些。我们机关住在金江山大红楼，肖华司令员住一个小楼。第四天晚上突然起火，大楼被烧掉了，刘科长只好住铁路招待所。因为那时部队不多，大部分是从山东来的干部。大楼被烧后，肖华司令员召开会议，干部、战士都参加，他给大家讲了当前的形势、任务。讲到了国民党的先头部队已到达沈阳以南沙岭子。他马上要去前线，刘友光科长也跟他一起去。
可没有想到，第二天，肖华司令员又把刘科长叫过去说："东北情况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细研究，国民党的部队来的很快，我们三、四纵队已经奉命赶到前线去啦，现在东北无前方后方之分，都有敌人。根据安东的实际情况，经我和吴参谋长研究决定，你就不要跟我到前线去啦，叫周勇同志跟我去，你留在家里完成三项任务：1、尽快把军区同党中央、同东北局、同大连和山东老区以及同下边各部队的通信工作搞好，主要是电台必须尽快搞好，没有电台的马上想办法配上，保证军区上下随时联系和及时得到上级指示。同前方作战部队联系一分钟也不能耽误，否则就无法指挥部队和及时准确的掌握情况，这关系到我们能否尽快站稳脚跟的问题。2、目前安东市还没有力量把日伪旧机关掌握的电话局、交通局接管过来，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必须先接管过来，等出事再去接就晚了，甚至会出大事，到那时上级会批评我们，群众会说我们土八路无能。掌握在我们手里不仅能为我们服务，还能保证人民用电话方便，这样人民就会真正感到我们来东北是为人民服务的。3、把日伪机关掌握的交通局和他们掌管下的运输大队接过来，不要叫他们还在那按过去那一套指手划脚，要按我们的要求为我们服务，为人民服务。接管过来后尽快开通安东同大连、庄河、大东沟，安东同岫岩、凤城、宽甸等城市的交通线路，保证人民外出方便，不然人家会说我们不如过去。所以，这是政治任务。搞好了人民就会站到我们一边，感谢我们，拥护我们；搞不好就会被敌人拉过去，到那时我们就被动了，甚至会更困难，更危险。当务之急，我们要从各方面把群众抓住，不要叫敌人钻空子。我回来之前务必把这几项工作搞好，到那时我们就抓住了群众，争取了时间，这比你到前方任务还重要。友光同志，还有什么困难没有？"刘科长回答："没有，保证完成任务"。肖华司令员又问："带几个人去？"刘科长回答："科里没有什么人了，带小张（指我）去就行啦"。肖华司令员说："现在人员紧张，我身边也没人给你，先去吧！不行再想办法。"然后肖司令员回过头来对我说："小鬼，你要保护好刘科长的安全，要是出事我回来找你算帐。"我们没走几步，肖司令员又把刘科长叫回来说："现在日伪留下的反动势力很猖獗，你要处处小心。"刘科长回答说："请司令员、参谋长放心，敌人的猖獗和眼前的困难，只能吓怕那些胆小鬼，吓不怕我们这些党多年教育出来的革命老战士，只能把我们锻炼的更坚强。"这时肖华指着刘科长笑着对吴参谋长说："他曾在抗日战争最危险的时刻，在鬼子的枪炮下，用他的神手把电报发出去，保证了我们部队的联系和有效的指挥。现在我们的干部多么需要这种精神呀！"
在完成肖华司令员布置的几项工作时，遇到了很多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从关内来的部队把电台都留到关内老部队了，因为来东北之前，听说东北电灯、电话什么都有，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这个问题，经过刘科长千方百计的想办法，很快就解决了。当吴参谋长得知电台问题解决了，非常高兴。他说："友光同志呀！我没有想到你把这个任务完成得这样快、这样好，肖华司令员知道后一定会高兴的。"
可遇到的第二个问题就很棘手了。刘友光科长第一次到市电话局，除看大门的还在坚守岗位外，整个楼里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问局领导和办事人员都到哪里去啦？"看门的说："这年头谁还敢来上班，我这是没有法子才来的。"叫他带我们去看话务室，没想到，一进门刘科长就差点踩上手雷，原来有两个日式手雷放在门槛边。走进去一看，靠近门口有两个男青年正趴在桌上睡觉，里边好象有一个人影，可一晃又不见了。这时我有些紧张，就和刘友光说："咱们先回去吧，明天再来看吧。"刘说："已经来了，怎么回去，看完再走吧。"我说："你等一会，我先进去看有人没有。"我进去一看什么也没有发现，这时刘也进去了。当我们回头问门口的两个男青年：为什么女话务员不来上班呀？他们满不在乎地说："这年头安全没有保证，谁敢来上班？"我们在看门人的帮助下，找到了局领导，当刘科长说明来意后，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低头不语，最后才有个副局长勉强向我们介绍了一些情况。没想到，第二天我们再去电话局就找不到那个副局长了。经了解他回去的当天晚上就被人杀了。
电话局局长是个朝鲜人，家住新义洲，当我们找到他，并见了一面，吓得他第二天就搬了家，再也找不到他了。只剩下一个副局长，胆子还小得要命，就怕有人杀他，刘科长问他话，他开始只摇头不说话，后来就一问三不知。经过刘科长反复做工作，说明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我们来东北干什么，特别讲了日本占领东北14年不把中国人当人看，随便打骂人，慢慢地他也敢向我们反映一些情况了。当叫他带我们去看库房时，刘科长一进库房的门，又被两个日式手雷绊了一下，险些出现意外。我质问这个副局长："这是怎么回事？"他还是摇头不回答。险情一个接着一个，当开座谈会时，我突然发现灯泡上边捆着一包东西，忙拿下来看，原来是一包炸药。当我向刘科长汇报时，刘科长说："好啊！真热闹啊！想给我们放烟花看呢。"
刘科长就是在这样艰辛、复杂的情况下，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二十余天，经常忙得吃不上饭。经过他反复做工作，开座谈会，反复宣传我党的政策，最后终于打消了大多数人的顾虑。女话务员也敢上班了，局机关也象个样子了，有什么事也向我们请示了，我们回来也有人给我们打电话反映情况了。
电话局恢复正常工作后，刘科长又带着我到交通局。交通局的情况比电话局更复杂，调度室总调度是个日本人，交通局所属的交通大队，有四十多台烧木炭的大蓬车，有敞车二十多辆，另有几部小车，几辆摩托，大小共六十多辆。这些车都是日本人控制，大篷车是跑交通的。如：大连、大东沟、凤城、宽甸、岫岩、新义洲等城市。交通局被日本人奴化得更深，向他们了解情况什么也不说，但态度很好，点头哈腰，称呼长官，鞠躬敬礼。
总调度就住在金江山，但我们始终没有找到他。刘科长先和副局长接触，问他什么，不是不知道，就是不了解。有一次，姓赵的副局长在回答问题时，突然改用日本话，我在旁边站着，手握着枪很紧张，我一听他用日本话回答刘友光的问题，生气地走过去，狠狠地踢了他一脚，踢的很历害，他裂着嘴嗯了一声。刘科长瞪我一眼说："你干什么？"我说："他是日本人。"那位赵副局长连声说："不、不、不，我不是日本人。"结果那天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也没有谈出来。临走时，赵副局长送我们，刘科长对他说："今天对不起，刚才我们这位小同志踢了你一脚。"我见科长这么说，也走过去同他握手说："对不起，既然是中国人，咱们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今天我踢了你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我把你当成日本人了，要知道你是中国人说什么也不能踢你。"他说："没有、没有，误会、误会，他们以前不让我们说中国话，只让说日本话。"这个赵副局长还不错，我们第二次去的时候就主动给我们说些情况，也能直截了当的回答问题。后来，刘科长反复给他讲道理，使他受到教育和触动，慢慢转变了态度，向我们反映了很多有价值的情况。到第四、第五天，刘科长问我："小张，你觉得赵副局长这个人怎么样？"我说："还不错。"刘科长说："这个人可以做骨干。"
有一天，刘科长分别同业务部门和人事部门的人谈情况，谈的都不错。下午又召开了座谈会，刘科长在座谈会上，给他们讲我党、我军的性质，讲我军来东北干什么，日本侵占东北14年，现在解放了，我们来和东北人民一起建设人民的新东北。当时会上气氛非常好，可在回去的路上出现了新情况，那天我们坐的是日本大洋马拉的车，马车刚走二三十米，好家伙，不知从什么地方有人朝我们马车噼哩啪啦地打了七八枪，子弹从我们头顶上嗖嗖的飞过，把马打伤了，当时我催促赶马车的赶快走，马夫噼哩啪啦赶着马车飞奔。我紧握枪，把枪机头也打开了，我提醒刘科长低一点头，他也把枪握在手里，这样我们马不停蹄回到部队驻地。我刚下马车，刘科长拽住我说："小张，这两天的事回去不准说。"我以为不叫我同家里说，我问："为什么？"他说："不让你说，你就别说。"我就没再问，因为还没有吃饭，我到食堂找师傅做饭，正好碰上管理员，他让食堂师傅给我们下面条。正巧，吴参谋长警卫员来食堂打水，见到我就问："怎么啦，这么晚刘科长还没有吃饭？"我说："可不。"他说："为什么回来这么晚？"我说："可热闹啦！"我就把遇到的事小声同他说了，没想到他回去就报告了吴参谋长。
第二天，天刚亮，刘科长还没有起床，我刚起来准备洗脸水，吴参谋长叫人来找刘科长。刘问我："怎么回事，这么早参谋长就找我？"当然他不知道我把昨晚的事跟参谋长警卫员说啦。我也没有想到警卫员会这么快报告参谋长。吴参谋长站在门口，一看到刘科长就问："刘科长昨晚没有事吧？"刘说："没有事，挺好。"参谋长又问："没有打着你吧？" 刘科长这时知道可能是我把事说漏啦，就回头瞅了我一眼，还瞪了我一下。然后说："我们走到半道不知从哪打了几枪。"吴参谋长严肃地说："不行，以后别那么晚回来，这和过去不同，那时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现在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这样对我们危险性更大。坐马车有危险，从今天起，我告诉管理科给你们派辆车。"接着吴参谋长又说："两个人不行再带一个人去。"临走时问："刘科长，你带的什么枪？"让警卫员给刘科长20发子弹。又问我带什么枪，也给了一些子弹。
从吴参谋长那回来后，刘科长批评我说："小张，你好大的胆子。"我说："科长，你有权不让我汇报，但我有反映情况的权利。万一你出事，怎么办？我不光为你负责，我还要对党负责，对军区领导负责。要是真出事，肖司令员回来还不得找我算账。"刘说："我不是说你反映问题不对，可是你要懂得，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是遇到了困难，可领导遇到的困难更多，我们是遇到了危险，可领导也随时有危险，向领导反映我们的困难和危险，只能增加领导的压力。在这个特殊时期，我们只能分担领导的困难，不能再给领导增加困难。"我说："懂啦，我只考虑你的安全，没有替上级领导考虑。"
当时刘科长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白天冒着生命危险忙外边的工作，晚上回来顾不上吃饭和休息，还要赶到科里处理一些事务性的工作。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在肖司令员回来之前把任务都圆满完成了。当肖司令员回来后，听了吴参谋长和刘科长的汇报非常满意。肖司令员高兴地对刘说："你这几项任务完成得很好，要继续抓好巩固工作，不要出事。你在新战场上又立头功啦，也为咱们关内来的同志争光啦。"他回过头对吴参谋长说："这个刘友光呀，真是一个为党和人民忠心耿耿的好干部。"吴参谋长说："这样的干部放到哪里都放心呀！看来还是你肖司令了解他。"以上这些，是刘友光同志来东北做的第一件事。
1945年12月31日，在新年的前一天。吴瑞林参谋长召集通信科长、管理科科长、机要科副科长和其他科的负责人开会，主要议题是研究安全问题。会后，刘友光科长带着我和管理科的一个副科长去金江山检查，主要看日本人是不是都搬走了，是否有未搬的，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刚走到金江山四道沟，上面有一个神社，发现门上挂着一串手雷，刘科长笑着对我说："小张呀！还没到过年，就有人准备了一串鞭炮欢迎我们。检查完金江山，管理科副科长有事先走了。
刘科长带着我又来到了电话局、铁路局看了看，在铁路局我们发现了一些情况。一些人三五成群，嘀嘀咕咕，有些不正常现象。当我们走近他们时，他们就散了，不知什么原因，总是躲着我们，刘科长决定找他们的局长了解一下情况。见到铁路局局长和工会负责人后，刘科长说："要过元旦了，这是东北刚解放后第一个元旦，我代表肖司令、吴参谋长给你们拜早年，向你们问好。铁路工人是工人阶级，要把职工、工人的生活安排好。"那个局长没回答什么话只是点头了事，倒是工会负责人说了些情况，还不错。当我们离开铁路局时，碰到了总调度，总调度小声地问我："你们还回不回来？"我说："还回来，我们还要到别的地方有急事"。然后我们就坐车离开了铁路局。
接着是检查交通大队，到那一看，我觉得更不正常。所有车上都装有木炭，而平时车都放着不动。当我发现第一个车装有木炭时，并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可是接着看了两个、三个……，所有的车都这样，就觉得不正常了。立即将发现的问题告诉了刘友光科长。刘科长问交通大队负责人，为什么所有车都装上燃料了？他吞吞吐吐没有回答出什么。然后，我小声和刘科长讲，铁路局调度曾在我们离开前，问我们回不回去？刘科长问："那你怎么回答的？"我告诉他们说："咱们还回去，马上回去"。刘科长当时没有说话，又继续看了看，听了听他们的情况汇报。越看越觉得不正常，他立即带着我找了一个没人的办公室，让我在门口守着，他关上门在里面打了个电话。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是跟吴参谋长汇报了这边发现的情况。吴参谋长非常重视这一情况，命令刘科长立即返回铁路局找那个调度。刘科长打完电话从屋里出来说："小张，马上去铁路局。"
到了铁路局，我们找到了那个总调度，他又叫来了一个车间主任。他们两人说有急事，要找个房间和我们谈。办公楼是个筒子楼，当走到楼的中间处时，我有些担心，也不知道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急忙把刘科长拽住了。刘科长说："干什么？"我说："他们要把你带到哪儿去"。接着，我又拽住他们说："你们俩想干什么？有事哪儿不能谈？到底想到哪儿去？"他们说："不行，这不能谈。"我说："为什么不能谈，"他们还是说："不行，不能谈。"我又说："有事哪不能谈？"车间主任说："我们没有坏心"。此时，刘科长的手插在兜里握着枪，我也把手枪的机头打开了，握在虎口。刘科长在后，我在前。跟着他们向前走。到了里面一个小屋，一进小屋他们就要关门，我不让关，我先进去瞅了瞅，然后让科长进去了。我站在了门口，这样，既能观察外面又能观察里面。原来，他们要向刘科长报告有关情况。只见他们简单地谈了几句，就拿出了一个小纸包，见到纸包我忙跑了过去，让他们打开，我怕他们藏着别的东西害刘科长。总调度打开后，原来是个地图，另外还附了一张纸条。他们报告说在元旦凌晨2点，这里要搞暴动，地图上标示着将要暴动的几个地点。得到此情况，我们马上坐车返回部队。
当刘科长向吴参谋长报告了详细情况后，参谋长决定，先下手为强，先发制人。吴参谋长派一位参谋跟刘科长赶到苏军司令部联系。那时候安东地区由苏军控制，不经苏军同意，我们不能搞大的行动，另外还有个配合问题。由于先发制人，很快事件就被平息了。
那段时间，丹东暴动共有三次，当时日本投降了，苏军控制了东北，但他们不了解情况，很多问题都没有解决。伪满省长摇身一变，纠集原来安东的国兵、宪兵队和特务等组成反动的武装，有一些跑到北边山区、山沟和郊区隐藏起来，伺机行动，情况很复杂。后来查清，反动武装有4000多人，暴动了好几次。肖司令从前方回来的那一次，是第二次暴动。
幸亏情况发现及时准确，采取措施果断，形势很快就被控制住了，这是刘友光科长到东北后做的第二件事。有一天晚上，吴瑞林参谋长说："友光啊！你这次到东北可真没白来。"肖华司令员在一次会议上说："由于刘友光同志提供了可靠的情报，使我们采取了敌动我动、先发制人的措施，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的发生。"刘友光科长在平息暴动上，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安东军区曾变动过好几次，到1946年4月初，安东军区在小孤山改称辽南军区，吴瑞林任司令员，林一山任政委，金振钟任参谋长，刘友光任参谋主任。 在去岫岩前，吴司令叫刘主任到本溪，向南满军区肖华司令员请示两个问题：一是先到鞍海后到岫岩成立辽南军区，还是先成立辽南军区后到鞍海；二是辽南军区能否从关内过来的干部中，留一些通信业务和政工方面的干部。刘主任晚上从军区出发，第二天早6点多钟到本溪，正赶上肖司令吃饭。刘主任说："吴司令叫我来请示两个问题"。肖说一起吃饭，边吃边谈。吃完你马上回去，我也马上到前线。刘汇报完后，肖说："干部问题你们可以留，不过这批干部是罗政委要的，我可以和他说一下。成立辽南军区越快越好。罗荣桓政委要尽快成立辽南军区的想法，就是为了更好的保卫辽南。辽南有个大连问题，有个大海问题，辽南在东北战略位置上很重要。告诉吴司令，保卫辽南首先要保住大连，辽南会有一场大血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刘主任回来向吴司令汇报后，吴司令高兴地说："谢谢你，差一点误大事。"
辽南军区成立之初，由于人手少，工作很紧张。记得军区成立没几天，吴司令要到前线去，家里叫刘友光主任负责。吴司令临走时向刘主任交代了两项任务：第一项是把通信搞起来，国民党大部队到东北之前必须搞好。当时要求辽南军区必须上要随时和东北局、东南满军区保持联系，下要随时对各个团及大连市各个单位保持联系。这个任务难度很大，很多团没电台，即使有电台也没有人。当时，报务员、译电员很缺乏。第二项任务是把司令部组织机构建设起来，把司令部工作开展起来。那时，机关人手很紧张，整个司令部机关也没几个人，吴司令一走把人带走了，作战科长、侦察科长都带走了。家里只剩下刘主任和管理科长，而且是代科长叫刘来福。刘主任真是紧张啊！
7月1日吴司令回来，前后只两个来月，刘主任就把电台配齐了，人员也培训了，同上下两级的通信联络工作也畅通了。同时，把司令部机关的工作也开展起来了。吴司令员回来看到这个情况很高兴，对刘主任满意地说："友光啊！通信搞通了，司令部象个样子了，我这个司令也好当了，不然敌人大部队来了，我这个司令还不得跳单人舞。"但他并不清楚，刘主任克服了多少困难，花费了多少心血，才做好这些工作。一次，他连续几天都没有休息，我担心他的身体受不了，就发了几句牢骚。我对他说："主任啊，人家说你是个不管主任。"啊，他问："谁说的！"。我说："谁说的，好几个人都这么说你的，说你是个不管主任，凡是别人不管的你都管。"他听后狠狠批评了我一顿："你就不动脑子，革命不管事还叫什么革命呢！不管事要我们在这干什么？这些工作不抓紧搞好，等战争打起来想搞也来不及了"。
刘主任在辽南战略转移问题上，是立了大功的。当时辽南军区领导对形势判断存在轻敌思想，因为辽南军区成立后部队发展很快，队伍很快扩编成一万五六千人。我们和国民党谈判，达成停战协定，全国上下都在忙于接受日本投降，东北的情况也是如此。国民党到东北采取的是"先南后北"，最后独占整个东北的战略方针。对此，上边虽有指示，但是估计不足。国民党为占领东北，把他的精锐部队整编新1军、整编新6军、整编新52军、整编新7军和整编新207师，都调到了东北。1946年7月，辽南军区在小孤山住了两个多月，又搬回岫岩，在小孤山留了一个前指。小孤山属海城县最东南边的一个镇，紧靠岫岩的北边。海城被国民党占领了，驻扎的是国民党的部队。
9月下旬，刘主任在岫岩办报务员、机要员培训班，为分区、南满省委、地委培养人才。吴司令当时在前指。10月2日，突然接到前指电话，要求刘主任带着炮团速去小孤山。我们早6点钟坐汽车，快10点才赶到前指，当时前指领导正在开会，研究辽南军区转移往哪儿撤的问题。在会上，有两种意见：一是通过岫岩往安东撤(即南撤)，距离近，比较顺；二是往大连撤(即东南撤)。往安东撤，离东南满军区近，又有两支野战部队(三纵、四纵)在附近活动，便于及时得到其支持和支援。但安东不属辽南军区管辖范围。本来吴司令倾向往大连撤，但是，副政委等几个军区领导，还有一团团长等意见是往安东撤。当时林一山政委不在军区，所以没有参加会议。林政委当时兼辽南省委书记，主要抓辽南省委的工作和大连党的工作。因为意见不一致，往安东撤的占多数，往大连撤的占少数，一时定不下来。
刘主任一路过来满脸是尘土，匆忙擦了一下脸就去见吴司令员。吴司令员一见到刘主任，就宣布会议暂时休会，把刘主任拉到一边说转移问题。东北的窗户都是用纸糊在外边，他们在里面谈，我们在窗户外面也能听到。吴司令员首先问了岫岩的情况，然后吴司令员就提到了部队的转移问题，一提到转移问题，刘主任感觉事关重大，霍地就站了起来，刘主任是个急脾气，站起来就问吴司令："你司令的意见是什么？"吴司令说了自己倾向往大连撤的意见。刘主任说："你是司令啊！干脆拍板，还在这迟疑什么？"紧接着他又说："只能往大连转移，不能往安东转移"。当时刘主任谈了三条意见：(1)往安东撤，安东不是辽南军区范围，转到安东去，我们辽南军区就不叫辽南军区了，就失去存在意义了。(2)在岫岩时，林一山政委曾给他打电话，向他通报过一个情况，国民党企图把辽南的部队赶到鸭绿江边歼灭。因此，他们把部队直接插到了大石桥、营口、海城这一带，搞"先南后北"。对此，我们应采取相应的对策，那就是抓大连，大连是交通要道，谁占了大连谁就能驻扎部队，就有了海上大动脉等。(3)这么多部队到安东往哪里放？下一步怎么办？听到这儿，吴司令员说："好、好、好，咱们到会上研究，别跟我吵，到会上吵。"随后就接着开会，吴司令员的警卫员是警卫班长，又是参谋，他参加了会议。回来后我问他，他跟我讲了当时开会的情况。刘主任一到屋里坐下，吴司令员就说继续研究。开始大家没有说什么。停了一会，吴司令员说："友光同志，大家说了不少意见，现在你有话，该说了"。刘主任说："我说什么？还研究什么？"吴司令员说："咳！刚才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时刘主任站起来说："现在到了你司令员拍板的时候了。还研究什么？往哪儿撤，不是很清楚吗？只有往大连撤，往安东撤还叫什么辽南军区呢？嗓音很高很急。听了刘主任这一番话，大家觉得有一定道理，意见基本统一了。吴司令员说："刘友光同志的意见符合上级精神和辽南实际，也符合我意，大家如果没有什么别的意见，就这么定了。"事后吴司令员对刘主任说："友光同志啊，在关键时刻，你推了我一把，我感谢你。"
那天下午继续开会，研究转移的具体部署问题。下午3点开始开会，到3点30分，侦察员跑来报告说："小孤山西南方向一个小山后面的村庄(小山离小孤山不到3里路，山后面的村庄离小孤山不到5里路)，发现了敌人。我们立即把侦察科长叫了出来，当侦察员向他汇报了这一情况后。侦察科长马上进去向吴司令员报告，吴司令员大骂："去侦察什么情况，别胡说八道。"侦察科长不敢吭声，跑出来了。过了一会，侦察员又来报告，敌人开始上山了。我和吴司令员的警卫员都不敢进去报告，最后我说服了吴司令员的警卫员，让他进去报告。见到警卫员进来了，吴司令员火了，说："报告假情况，枪毙了你！"吓得警卫员赶快出来了。不久，警卫营副营长跑来了，说："不好了，西南小山上发现了敌人，赶快通知首长转移。"我们不敢进去报告，想让警卫营副营长进去。他说："我现在不是首长身边的人了，不能随便进去，还是你们进去吧。"没有办法，最后只好由我进去报告。我没有报告吴司令员，而是把刘主任拽了出来。刘主任问："什么事？"我说："急事，那个小山上发现敌人了，会议赶快停止，请首长迅速转移。"刘主任说："小张，你要报告假情况，要杀头。"转身回屋去了。大家不好说了，我忙把结果告诉警卫营副营长。他的部队当时正隐蔽在前面的一片丘陵地带。过了一会儿，侦察员又跑来报告情况。我用望远镜观察，看到西边的小山上确实有戴着大盖帽的敌人，虽说人看不清楚，但大盖帽很清楚。我急了，立即跑进去找刘主任。见我又进去了，吴司令员很生气地问："小张，什么事？我们开会你老进来？"见此，我只好直说："报告司令员，西边小山上发现了敌人，会议赶快停，请首长赶快转移。"吴司令员一拍桌子："你们都在胡闹，我枪毙你们。"又问一团团长："怎么回事？"一团团长说："不会啊，我们一团的部队在前面呢。"我一听很生气地说："一团部队确实在前面，可西边小山，那是个空档之处。"吴司令员说："那是一团的部队。小张，出去！出去！"我只好拽着刘主任让他出来。刘主任说："我在开会！"见刘主任不肯出去，我就使劲拽，没有办法，他只好跟着我到了外面。到了外面，我让他用望远镜看对面的小山。刘主任看了看说："看不清。"我说："看脑袋，看那个帽子，我们是解放帽，国民党才是大盖帽。"他又仔细看了看说："确实不象我们的部队。"我说："肯定是敌人，请主任立即下命令，让警卫营的两个连上去堵截，赶快散会，让首长立刻转移。"刘主任又仔细看了看说："不行，这个时候下命令，如果下错了。"我说："不下不行，不能再耽搁了，我去传达你的命令啦。"他没有说话，点头同意了。
我赶快去通知警卫营往前移动。刘主任立即进屋，说："一团团长，今天要是出了大问题，非砍你脑袋不可。散会！"吴司令员也年轻气盛，说："嗯？怎么散会了！事情还没有研究完呢？"刘主任说："散会，赶快散会！"他对吴司令员说："小山头上确实是敌人，小山头被敌人占了。"吴司令员说："那怎么办？"刘主任说："我已让两个警卫连上去堵截，请司令员下命令让机关转移，请司令员立刻转移。"吴司令员说："那还得发报，报告东南满军区我们司令部指挥所转移了；给省委发报，通知林一山政委让他们撤。"刘主任问："还有什么事要布置？"吴司令员说："炮团，让炮团撤。"按照吴司令员的指示，刘主任立即下命令安排发报，只留下一个译电员，其他人员都撤了。他一边亲自组织发报，一边命令侦察参谋骑吴司令员的马去炮团(离我们有1里路路程，离敌人最近)，让他们速撤，炮团有钢炮、山炮、野炮等；又命令指挥所速撤。吴司令员走到后山脚又命令警卫员跑回来传达指示，要求警卫营：在刘主任撤走之前，警卫营不得后退半步，要绝对保证刘主任安全。接到命令后，我连忙跑到警卫营去传达吴司令员的命令。刚跑回来，刘主任又让我去请示吴司令员，"给不给岫岩指挥所发报？"我赶快又跑到河对面请示吴司令员。吴司令员说："小张啊，你告诉刘主任，一切由他去办。"意思是说由刘主任全权处理。
等到刘主任最后发完报时，枪声很急，我们撤退时，子弹在我们头上呼啸而过就象树叶在飞；过河后发现前面的子弹头就象炒黄豆似的。此时，一团的一个营也撤过来了。刘主任说："赶快让警卫营撤，让一团在小孤山守着。"此时，只有小何和我两个人陪刘主任，刘主任让我去传达命令，小何留下来陪着他。当我传达完命令回来后，发现刘主任却在山的下半坡休息，小何在旁边站着。我非常生气，一把抓住刘主任，说："赶快走，不能休息。"又对小何说："小何，谁让他休息的？"小何说："首长累了。"我说："累了也不行，过了这个山再休息。"此时，警卫营也开始撤了，双方打得非常激烈。幸亏敌人不了解我们的情况，未敢往下冲，直到警卫营上去打了，敌人才在炮火掩护下往下冲。如果他们猛冲过来，那么炮团、指挥所全都完了，当时的情况极其危险，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刘主任、吴司令员每次想起来都觉得后怕。在辽南军区转移的问题上，在关键时刻，刘主任配合、支持和帮助吴司令员，确实做出了重要贡献。
熊岳是辽宁省盖县的一个镇，位于瓦房店和盖县中间，称"熊岳城"。很有名，此处盛产葡萄，日本人在那儿建了个大葡萄酒厂，还修了一条准备进攻苏联的战备"哈大路"。熊岳城就在这个路边上。我们从小孤山撤下来后，走了十几天，刚把敌人的大部队甩掉，又打了几仗，部队非常疲劳，伤亡也很大。 撤退的第二天，接到东南满军区肖华司令员指示：在辽南部队后撤过程中，宁可丢支枪，绝不可丢掉一个伤员。当时的伤员那么多，情况那么紧，真是困难啊！那时不象抗日战争，抗日战争期间，再困难、再紧张，我们都不怕，因为有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可当时东北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刚到东北，人民群众不了解我们，开展工作的难度相对就大。本来撤伤员的事司令员叫一位副政委负责，吴司令员怕伤员出事就找到刘主任，让他协助副政委抓好伤员的转运工作。所以，打熊岳这一仗刘主任参加研究后，就去忙着抓伤员工作去了。
当时，熊岳驻扎着国民党一个团，装备是美式的、很先进。这个团是个新团，原来只有一、两个营，后经补充新兵扩编而成。由于这个团刚到熊岳，还没有来得及修筑工事。而且他们非常麻痹，非常轻视我们，很骄傲，因为前几仗我们都没打好。那个团长就对他的部下说，解放军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来动他脑袋一下。另外，熊岳是个战略要地，从沈阳南下辽阳到大连，它是一个关卡口子。这时有一大批伤员跟随部队，如果不把熊岳打下来，伤员要想通过很难。了解到这些情况后，辽南军区决定吃掉这股敌人。
吴司令召开会议，想让三团打增援，一团加警卫营两个连主攻，把熊岳这股敌人吃掉。但开会具体研究落实时，一团团长不积极，因为当时一团兵员不足，他没有信心。侦察科杨科长连忙去找刘主任，报告这个情况。刘主任问："不是定了吗？吴司令不是正在开会研究部署吗？"杨科长说："有变化，一团情绪不太好，司令员有点犹豫。"闻听此言，刘主任马上去找吴司令，见到司令员就问："还打不打？"吴司令说："怎么不打，还没最后定，正在开会研究？"刘主任说："不是定了吗，还研究什么？"接着，他跟吴司令讲了敌人的情况和我们的情况，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有利、不利条件等。最后刘主任讲了四条意见：(1)如果熊岳这一仗不打，失掉这个战机，是你司令员一辈子的遗憾；(2)前面的几仗没有打好，部队情绪低沉，如果这一仗能打好，可以增强部队信心，提高部队士气；(3)条件这么好，如果不打，怎么向部队和上级交代？(4)如果一团不打，让三团打，把一团撤下来。吴司令员没有说话，命令警卫员把一团团长、三团丁副团长和副政委等叫来。人员到齐后，吴司令还没有说话，刘主任就问一团团长："你有没有信心打？你不打，在旁边休息，让丁副团长指挥打。"吴司令插话说："看起来这个仗得叫丁副团长指挥了。"一团团长紧张了，赶紧说："报告司令员，我没说不打。"刘主任插话说："你信心不足也不行，这一仗不仅必须打，还必须打好，必须打歼灭战。"最后，司令员决定，他和刘主任亲自召集连以上干部做战前动员，让一团团长带领一团去打熊岳，丁副团长带领三团去打增援，司令员亲自指挥。
激战了7至8个小时，我军伤亡不大，打了个歼灭战，1000多敌人全部被歼灭掉了。可以说，这一仗能打，能打得好，如果没有杨科长向刘主任报告情况，如果没有刘主任向吴司令员烧的那把火，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1946年年底，辽南部队奉命从小孤山子战略转移，由于敌人数量上是我军的四、五倍；装备上比我们好；素质上他们又是多年训练的远征军，比我军高；连防寒服装保障上都是美国给他们特制的。我们部队除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支持外，主要靠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周旋，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是，部队在战场上伤亡严重，并且由于天气寒冷，有很多战士的脚被冻伤，行走艰难。在不到二万部队的情况下，重伤员达一千多，轻伤员两三千，加上被打散的近二千人，有六、七千战斗减员。根据这个情况，辽南军区决定部队转移过程中，由副政委重点抓好伤员的转运工作，吴司令、参谋长、刘主任集中抓好部队的作战和转移工作。东南满军区司令员肖华得知这一情况后，指示辽南部队在战略转移过程中，一定要保护好伤员，他们是为人民负伤的，宁可丢支枪，也绝对不准丢掉一个伤员。
在部队转移过程中敌人紧迫不放，部队天天打仗。本来伤员的转运工作难度就大，又不断增加新伤员，情况越来越严重，困难越来越多。甚至连找担架抬伤员都很难，加上分管的领导没有经验，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不仅有运不走伤员的危险，而且也影响整个部队的行动和作战。司令员怕出大问题，就同参谋长研究叫刘主任管好部队作战行动的同时，协助副政委千方百计的抓好伤员的转运工作，坚决按肖华司令员不准丢掉一个伤员的指示办。因此，这项工作又落到了刘友光主任的身上，他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他一面要协助司令员、参谋长搞好整个部队的作战行动，一面又要抓伤员的转运。每当部队行军住下，别的领导研究一下情况就休息了，可他参加研究情况后，还要跑前跑后的检查伤员情况，询问伤员是否到齐了，吃上东西没有，还有什么问题，生怕有一个伤员掉队。因为他是司令部参谋主任，机关什么事也都来找他。所以，经常得不到休息。有两次部队住下休息完了又出发了，可他还没有休息，我见他眼熬红了，人累瘦了，心里十分难受。我说："主任啊，你不要命啦！"他说："小张呀！你说我不把他们安排好我能睡得着吗？"
有一天，部队走到北里河，有一个重伤员由老乡用担架抬着他，走到河边把担架放在冰上，其中有个老乡说去小便便趁机跑了。刘主任看到后问："为什么这副担架停在这里？"担架员说："那个人跑啦！"刘主任命令他一个人背着伤员走，这时那个重伤员虽然不知道刘主任是谁，但知道是位首长，他眼含热泪轻声说："首长啊！不要把我扔到路上，我忘不了你。"刘主任亲切地说："你放心，你是为东北人民负伤的，我们一定要保护好你，把伤给你治好。"当时条件是那样艰苦，部队又连续行军作战，伤员的数量又那么多，断胳膊、断腿及头部负伤的重伤员的比例又那么大，再加上又缺医少药，可想而之，刘主任的工作难度有多大呀！吴司令员经常询问刘主任有什么困难，但刘主任每次都说没有困难。
打下熊岳城那天，我看刘主任一天到晚累成那样子，就瞒着刘主任，用刚缴获的美国水壶，灌了一壶葡萄酒，准备给刘主任解解乏。第二天休息时，司令员向刘主任了解伤员情况后，告诉刘主任，通知所有伤病员下午6点钟前必须到达某一个地方，否则就会出事。等司令员布置完工作，我顺手拿起了一壶水，递给司令员请他喝水，奇怪的是他打开壶盖闻了闻没有喝。说："好好保存吧。"接着我又把水壶递给了刘主任。他说："901（吴司令代号）不喝，我也不喝了，把水省着吧。"到了晚上部队住下，首长研究完了情况，刘主任又去检查完伤员情况后回到住处。当时司令员和参谋长住前院，刘主任和副政委住后院，刘主任刚进屋准备休息，司令员的警卫员端着缸子就进来了，他边走边说："司令员找刘主任要杯酒喝。"刘主任一听很奇怪，心里想为什么找我要酒。我一听明白了，坏啦，白天错把酒壶当水壶了，就笑着叫司令员的警卫员把缸子给我，我在院子里给他倒了一缸子酒走啦。进屋后刘主任问："小张，你搞什么鬼，你怎么叫司令员找我要酒，我哪有酒？"我说："有酒，我给你背着呢。"他问："我什么时候叫你给我背酒了？"我只好如实告诉他，他火了，说："你犯纪律了！给我做检讨。"我说："你先不要叫我做检讨，你这些日子累坏了，先喝点酒解解乏吧。"说着给他倒了半缸子酒。他刚要喝，突然想起什么事，站起来说："把酒给我。"我说："你怎么不喝？"刘主任没回答，接过酒壶就向前院走去，我在后边也跟着过去了。一到司令员那屋，就叫我把参谋长也叫过去，首长们一边喝酒，一边谈着部队下一步的行动和伤员的问题。等他们谈完了工作，我进去说："报告司令员，我今天犯纪律了。"司令员问："刘主任，小张犯什么纪律了？"刘主任没有吭声。我说："就是你们刚才喝的酒"。司令员笑着说："你这个小混蛋，这是战利品，不算犯纪律。"我说："司令员，这可是你说的。"参谋长说："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酒是战利品，你还拿来吓唬司令员。"那个时候领导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是多么融洽啊！临走时司令员又嘱咐我说："小张呀！刘主任事多，你可要照顾好他。"我说："他整天不休息，也不听我们的。"参谋长说："刘主任，小张给你提意见啦。" 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在刘友光主任废寝忘食的积极工作下，部队没有丢掉一个伤员，圆满完成了任务。肖华司令员知道后非常满意，说："刘友光是个好参谋主任！"林一山政委在大连见到刘主任说："刘主任你真是块钢，是块好钢！"只有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干部才能有这种精神。
部队经过艰苦的战略转移，刚到大连岗边徐家屯不久，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说四纵队十二师在新开岭战斗结束后，在撤的途中被敌人截在岫岩和盖县之间，叫辽南部队速去接应。经研究由吴司令员、金参谋长、刘主任带一、三团和炮团一部分前去接应。当我们把十二师接过来后，军区部队准备在返回的路上打上几仗，打个小仗练兵，打个大仗鼓舞部队和十二师。
当我们到松树以北山区时，刚打掉国民党一个营时，整个部队意图被国民党发现，敌人大部队马上扑过来。正准备把敌人甩掉时，吴司令员突然得了急性盲肠炎，医生跑来向参谋长、刘主任报告说："司令员的病要马上就地开刀，否则有生命危险。"刘主任问："不开刀还能坚持几个小时？"医生说："三小时，到那时想开刀也来不及了"。司令员怎么也不同意开刀，并命令参谋长马上组织部队转移，千万不要考虑他的病，一分钟也不能拖，如果部队受一点损失，参谋长负全部责任。这时参谋长左右为难。他说："司令员的安全，部队的安全都要保证，可怎么也做不通司令员的工作。"这时刘主任说："我再去动员司令员开刀。"我也跟刘主任进去了，看见司令员在炕上难受的样子，我们心里非常着急。刘主任进屋就和司令员说："不开刀不行，再拖下去对你和部队都不利，只有马上开刀才能保证司令员和部队都得到安全。"我进去后站在司令员的旁边，一边给他擦脸上的汗，一边握着司令员的手问他痛不痛，他只点头不说话。我说："首长开刀吧，不然，你这样我们都难受。"他又点了一下头，刘主任看到这个情况，跑出去和参谋长说："赶快部署部队掩护司令员开刀。"参谋长问："司令员同意了吗？"刘主任说："别无选择，小张正在他身边做工作。"参谋长说："怪呀！刘主任和小张能做通他的工作。"这时，山后已经同敌人接上火了，山前抓紧给司令员开刀。
手术后刘主任提出："他带三团在后边拖住敌人，叫参谋长带部队保护司令员先走。"最后经请示司令员，叫参谋长带三团在后边挡住敌人，刘主任带一团一个营和军区警卫营一个连，保护司令员前边走。当时很顺利的冲出了包围，可快到达杨树林子时，突然发现前边有敌人。侦察员报告：前方杨树林子敌人驻扎了一个营。刘主任马上召开干部会议研究怎么办。一团的领导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从左边绕过去，绝对不能冲，更不能同敌人正面打。"刘主任一听，认为这样时间可就长了，如果敌人大部队赶来就走不了。另外司令员刚动过手术，需要很好的休息治疗，现在又没有药，时间长了也是问题。最后他严肃地说："以上意见都不可取，为了司令员的安全，为了咱们一团部队这次没有白出来，由他亲自带一团部队猛冲过去，警卫连保护司令员在后侧右边跟着。"一团领导说："敌人是一个营，我们也是一个营难吃掉他。"刘主任说："我们主动，他被动，而且我们知道敌人有多少人，可敌人并不知道我们的底细，能吃掉多少就吃掉多少。"刘主任对此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整个部队齐喊杀声，声音要大；二是要冲的猛、要快；三是不能打空枪，接近敌人用手榴弹、刺刀解决战斗。结果敌人误认为我们是大部队，看我们猛冲，杀声震天，同我们打了一阵子，丢下二十多个死伤员，向庄河方向逃窜。巧的是，我们又借机消灭和俘虏了给普兰店守敌送给养的一个排，共计四十多人。
这场战斗共打死打伤三十多个敌人，活捉了三十多个俘虏，缴获轻机枪两挺，步冲锋枪五十多支，特别是还搞到了敌人准备过年用的米和面。一团部队高兴极啦！有一个营干部说："跟刘主任打仗就是痛快。"战士们说："刘主任指挥的太好了。"司令员知道后说："友光呀！我谢谢你，不仅保护了我和部队的安全，还指挥部队很果断地打了个小胜仗，特别是为一团搞到了过年的米和面，这比多抓几十个敌人、缴获几十支枪还重要。"参谋长去看司令员时，司令员又说："我谢谢你们，特别是友光同志指挥一团部队打了一个小胜仗，还搞到一批过年的米和面，就如同打了一个大胜仗"。
1947年7月初，部队大反攻刚打下盖县，吴司令员突然派警卫员找刘友光主任，到司令员那还没坐下，吴司令就说："友光同志，这战斗一个接着一个，正是需要你的时候，可上级又给你分配了新任务。"刘问："什么任务？"司令员说："调你到一分区当政治部主任的电令来啦。"刘主任说："什么时候去？"司令员说："这里虽然需要你，可那里也没有人，还是早点去好，等那里有人再回来。"刘说："我明天就走。"司令员说："叫一团部队护送你。" 刘主任到一分区任职后，很快就打开了工作局面。一分区除地委书记兼政委外，只有他一个人管政治工作，困难多，组织也不建全。刚抓的有点头绪，又突然接到上级指示，说岫岩南半部土地改革搞的很好，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农民分到了房子，分到了土地，形势非常好。农村基层组织也都建立起来了，地方各级政府积极组织农民群众支援部队，支援前线，为前方作战部队建立起巩固的大后方，形势非常喜人。但岫岩北部青城一带山区因土匪在那破坏，至今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由于土匪无恶不作，群众也不敢接近我们，一接近不是被杀就是抓去活埋，我们派去的工作队员也在那站不住，不是被杀就是被抓走。为了尽快落实中央土改指示精神，上级叫分区领导带部队去解决，为了防止留下大的后遗症，最好先做工作，争取和平手段来解决，实在不行再考虑动武的问题。经分区党委研究确定由叶司令员和刘主任带部队前去。
到那一了解才知道，由于以前做工作的人方法不当，很难接近土匪。因此，刘主任提出先想办法做土匪家属和土匪好友工作的想法。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通过土匪亲属及好友的捎信搭桥，土匪头子赵大麻子终于同意和我们谈判，但要求必须满足他三个条件：一是分区领导去谈，别人不行；二是只能去三到五个人，带部队不行；三是到他那谈，他们不过来。司令员去大家不同意，他本人也不积极。这时候刘主任说他去最合适，他说："为了尽快贯彻中央土改指示，为了尽快叫农民分到土地和房子，为了尽快把群众发动起来支援前线，必须尽快解决这股土匪的问题。"叶司令说："这可是冒险呀。" 刘主任说："为革命，为人民就得敢冒危险，革命什么时候不冒险？战士在前线哪天不是冒险呀？我们冒这一次险又算得上什么呢？你们看咱毛主席到重庆同蒋介石谈判，那不就是最大的冒险吗？"这一说谁也不吭声了。刘主任提出带我和保卫干事，还有刘宏烈、小贺，跟他去执行这一任务。叶司令说："再多带几个人吧。"刘主任说："如果土匪真要害我们，部队去了也来不及。"刘主任要求部队随时准备好，以防万一。
我们去的那天，规定上午10点钟到谈判地点。当有四、五里路远时，刘主任提出，时间还早，在这休息一下，了解一下附近群众的情况。可没有想到，当地群众都躲着我们，竟没有一个人敢同我们说话。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突然从一个院里用弹弓打过一个小纸团，打开一看，上边写着：此地有山虎，望你要记住，小路不能走，走了要杀头。刘主任看完纸条说："我们今天就要明知山有虎，非往虎山行不可。"
第一天和土匪谈的很僵，晚上土匪安排我们在那儿休息，我们要回去休息。赵大麻子说："如果你们晚上回去，就是没有诚心。"当时，送信也送不出去，也不敢单独出去，外面也不知道里面的情况，所以也无法配合我们。怎么办？是回去，还是住在这？我们都动员刘主任回去。开始刘主任同意回去，后来他突然说："小张，决心下定了！今晚我们几个人就在这儿住。"见到刘主任决心已下，我们也不好说什么。刘主任对赵大麻子说："今晚我们在这住，你准备点酒，晚上我喜欢喝点酒。"赵大麻子命令他的人准备了酒和山味。结果，喝酒起了大作用。刘主任和赵大麻子一起喝酒，酒越喝越多，话也越来越多，气氛也越来越融洽，还划起了拳，话也越说越深。刘主任突然问赵大麻子："日本侵占东北14年，小日本对你好不好？"赵大麻子说："他们对我好什么，我跟他们干了14年。"刘主任抓住这句话说："你看，我们都是穿一条裤子的，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抗战了8年，你同日本干了14年，比我们还多呢，我们还吵什么？"然后，刘主任又同赵大麻子谈了男女老少抗战，我们怎么对付日本鬼子等。谈的效果很好。晚上睡觉时，我们5人睡一间屋子，刘主任和保卫干事睡炕上，我们3人睡在地上。房子外面土匪安排人为我们站岗。我们随行4人经过商量决定，大家轮流在房子里站岗，每次1人。为了不让土匪发现，我们把窗户纸捅开，观察外面的情况。
第二天早晨，赵大麻子请刘主任吃饭。他态度诚恳地说："今天，我请你吃些你吃不到的新鲜东西，别看你在关里打日本抗战，但你吃不到这些东西。"原来赵准备的是熊掌，另外赵大麻子还准备了一碗热乎乎的鹿血给刘主任喝。其实，刘主任真不想喝鹿血，但也不好不喝，他瞪了我一眼，我立即明白了，夺过碗说："我们首长早晨吃饭前，空腹不能喝东西，水也不喝，我替他喝，他少喝一点。"我喝了大半碗，剩下一口给刘主任，刘主任闭上眼喝下去了。赵大麻子很高兴，说："象我们自己的人。"其实，他们很讲究这个。然后是吃熊掌，按说第一口应让刘主任吃，但他们只是看我们，也不说话。过一会儿，刘主任拿起刀子客气地切了一块，然后用小木棍叉了一块给赵大麻子吃，说："你辛苦了，累了，第一口你先吃。"没想到还真对了，赵大麻子接过后站起来，双手举着给刘主任鞠了一个大躬一口吃了下去。接着说："你是长辈。"然后他把熊掌劈了很多片让大家吃，还教刘主任怎么吃，吃什么地方。第二天，又谈了一天，气氛基本上缓和。到了晚上又接着谈了一夜，事情顺利解决了。
回来后，叶司令高兴地说："刘主任，你这可是给我们解决了大难题了。"经过刘主任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匪穴二天一夜做工作，终于把土匪头子说服了，没有放一枪一炮，圆满地解决了问题。这件事在分区机关和地委影响可大啦，地委杨书记亲自代表地委给司令员打电话，感谢分区，特别感谢那位英雄 刘主任。分区的一位参谋说："到底是从军区大机关来的领导，不然怎么有这么大的胆量！"这样，搬掉了绊脚石，岫岩北部山区的土改工作，很快就开展起来了。从那以后，分区司政后机关都对刘主任反映特别好。
从岫岩北部山区执行任务回来后，不长时间，我就离开了刘主任。临走前，刘主任问我到分区司令部还是到政治部组织科。我说："哪也不去，还是回军区。首长这里有刘宏烈，我也放心啦。"晚上刘主任陪我一起吃饭，给我讲了很多为什么革命，怎样做人，如何处事，使我懂得了很多道理。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本色，使我懂得了做人的价值。在他身上学到了为人正直，作风踏实，工作认真的好作风。我永远忘不了老首长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危险面前不退却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永远忘不了老首长给我们留下的忠心耿耿，风范永存的精神。老首长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他是：革命部队一劲松，幼苗茁壮党育成，八年抗战显神手，转战东北立奇功。
（作者：张永堂，武装警察部队原参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