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友光同志是我的老战友、老朋友。我们都参加了长征。长征胜利后都在延安参加了红军学校的学习，他在延安无线电通信学校学习，我在延安卫生学校学习。我们都随罗荣桓同志从山西东进到了山东。115师组建6个教导旅时，我在教五旅当卫生部部长。后来，刘友光同志也调到我们旅当电台区队长兼通信队长。从此，我们开始熟悉和了解。直到1943年，他到滨海军区司令部担任通信科科长兼电台区队长时我们才分开。我们从事的都是技术工作，而且都是长征中的红小鬼，因此我们从认识的第一天起彼此就很亲近。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和谈心，逐渐地我了解到，刘友光同志此前参加了平型关战役、陆房突围和攻打马头镇等战斗。
实际上，我和刘友光同志都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于8月31日，随115师由陕西三原县云阳镇出发，经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抗日前线。在山西，115师组织了平型关战斗。刘友光同志也参加了战斗，表现得很出色，留下了"神手"的美誉。
鉴于山东的重要战略地位，中共中央决定将115师部队调到山东。1938年12月下旬，115师师部和686团在罗荣桓、陈光率领下开始东征，彭雄率领的686团三营作为先头部队，刘友光同志在其中担任电台队长。从晋西到山东约3000余华里，部队穿越了日军封锁线，爬雪山、过黄河，历经艰难险阻，最终胜利到达。到了山东后，刘友光同志连电台一起正式调入686团团部电台任电台队长。参加了著名的陆房突围战斗。
1939年5月初，山东日军最高指挥官尾高龟藏调集日伪军5000余人，兵分九路向泰西地区"扫荡"，企图寻找115师主力决战。师直属队、686团、津浦支队及鲁西区党委等共3000余人，陷入了敌人的包围之中。10日，部队不得不退到四面皆山、纵横不过10余里的狭小地区——陆房地区。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115师全体官兵发扬了浴血奋战的大无畏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日伪军的冲击，坚守了阵地，至12日凌晨，全部突出敌人的包围圈，取得了陆房突围的胜利。此战，保存了红军建军以来的一大批优秀骨干，对发展革命力量，坚持山东敌后抗日战争，具有重大意义。战后，师部专门召开了陆房突围祝捷大会，刘友光同志受到了表扬，因为他责任心强，在关键时刻恪尽职守报务员职责，收到了师部的重要电报。
当部队被围时，根据师领导部署，686团领导研究决定所属部队于次日凌晨1点开始转移。次日零点，团长、政委命令电台队长刘友光让电台立即撤线并转移。但是，刘友光发现师部电台有急电信号要来，他根据报务员守则的要求，凭着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强烈的工作责任心，请求推迟撤线。团领导开始不同意，但在他的一再解释和请求下，最终同意让电台再等一个小时。刚过半小时，电台就收到了"686团原地待命，准备掩护师部机关和部队突围"的师部电报。12日凌晨，686团掩护师部机关和直属部队胜利突围，为陆房突围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果刘友光当时直接按照团领导要求，让电台撤线，那么要"686团原地待命"的师部命令就不会收到，后果将不堪设想。
此后，刘友光参加了攻打码头镇的战斗。码头镇是鲁南的一个商业和文化中心，当时比郯城县城还要繁华。11月18日，东进支队由115师参谋处长王秉璋和政治部副主任黄励带领，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攻占了码头镇，给了"地头蛇"阎丽天当头一棒。打下码头镇，不仅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而且补充了大量军需物资，还筹款20万元。这时，已是小雪季节，指战员们在码头镇高高兴兴地穿上了棉衣。这一仗115师既扩大了战区，又解决了支队部分经费和供给，可谓是一箭双雕。此后，在郯码地区出现了轰轰烈烈的抗日局面，广大爱国青年纷纷报名参军，抗日群众组织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
1940年九、十月间，115师在桃峪召开会议，将115师部队统一编成了6个教导旅，我在教五旅，担任旅卫生部部长，旅长是梁兴初，政委是张国华(后为罗华生)。刘友光同志开始不在我们教五旅，后来，他从教二旅调到了我们旅，担任旅电台区队长兼通信队长。他的收发报技术很精湛，深受大家的赞扬和称颂。实际上，我和刘友光同志都是工作比较突出、又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因为无论是当时的延安通信学校，还是延安卫生学校，都需要学习业务技术，只有具备一定文化素质的学员才能参加学习，才能很好地完成学业。
1940年10月，由于华中形势紧张，罗荣桓与陈光按照军委和集总的部署，派政治部的部长梁必业、赖可可、王立人等分别到教五旅和教二旅去传达准备南下支援新四军的有关指示。12月间，我和刘友光同志随115师教五旅奉命过陇海路南下，支援新四军。
皖南事变后，中央命令，将活动于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独立旅是新四军主力旅之一，直属军部。由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5旅改编。我和刘友光同志都在这个旅，因此，我和刘友光同志在此期间属于新四军编制。我们旅的领导是：旅长梁兴初，政治委员罗华生，副旅长吴世安，参谋长李梓斌，政治部主任刘兴元。旅原辖的第13、第14团依次改编为第1、第2团，又以淮海地区的淮河大队改编为第3团。在新四军独立旅，我和刘友光同志参与了淮海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程道口战役等。
在独立旅，刘友光任电台队长。他克服了工作危险、任务重、条件差、驻地分散等诸多困难，保证了新四军各部队之间的通信畅通。当我们教五旅归建新四军独立旅时，新四军的军部、七个师、独立旅和团之间彼此不在一起，相互之间要想通过则必须突破日军的封锁线，非常危险。由此，电台通信就更加重要。军部和所属各部队之间，各部队之间，上级和下级之间，所有联系都要通过电台去完成。可以说如果没有电台，部队各级之间就无法及时联络和互通有无，部队的各项任务就无法顺利完成。那时的电台工作非常艰苦。部队行军到了哪里，电线就要拉到那里。那时通信线有限，部队完成任务后撤离时，通信人员要负责把线收起来，不能只放不收，用完就扔。没有干电池，电台发报要用手摇发电机进行发电。许多人都知道报务员是个非常重要的职业，可不知道报务员也是个非常危险的职业。那时报务员的工作从来就不是绝对安全的。当时只有相对集中宿营的团级单位内部靠有线支持通信，超出50公里以外，要想快速取得联系只有靠电台。如果电台出了问题，也就等于人的"神经系统"出了问题。所以，打仗时敌人总是想方设法打掉我们的电台。报务员则把电台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即使鬼子的炸弹扔过来，也决不离开电台一步。遇到危险情况，即使牺牲自己，也要把电台保护好。生活非常艰苦。在日军的经济封锁、日伪军频繁的"扫荡"、"清乡"和"蚕食"、国民党顽军猖狂的进攻下，我们新四军独立旅驻地物资非常匮乏。没有多少东西可吃，部队不得不吃喂马的黑豆，吃豆饼、地瓜面等。
战争中，刘友光同志还培养了许多通信人才。当时我们部队中，会使用电台的通信人员十分缺少，虽然是电台队长，但电台中的许多具体工作都需要刘友光亲自去做。他还亲自为培训班学员们讲课，培养了很多通信骨干。
1942年10月我们新四军独立旅北上归还115师建制，恢复了教五旅番号。重新归建115师后，我们参加的第一次战斗是甲子山战役。甲子山区位于日(照)莒(县)边界、日莒公路以南，象一个楔子一样伸入滨海区的中部地区。东北军常恩多师长率部起义后，孙焕彩勾结土匪李延修、朱信斋部共四千余人抢占了甲子山区，企图巩固甲子山，以便勾结日、伪军向滨海中心地区扩展，成了滨海根据地的心腹之患。为此，罗荣桓决定集中教五旅全部、教二旅六团等部队，突破敌人主要防御地带，拔掉孙焕彩这个钉子，在那里安家。罗荣桓亲自到我们教五旅看望刚刚归还建制的指战员，并向大家作了战斗动员。罗荣桓的动员使我们深受鼓舞，进一步激发了我们的革命热情和干劲。最终，孙焕彩部于11月上旬被击败，甲子山区得以光复。战役的胜利，打开了滨海区的新局面，对巩固和扩大滨海根据地具有重大意义。在南面把敌人赶到陇海路上，在北面开辟了向日莒公路以北发展的通道
1943年3月，教五旅旅机关与13、14两团合编为滨海第13团，刘友光任团电台队长。5月，因滨海军区司令员陈士榘的要求，刘友光同志到滨海军区司令部（在日照）去工作，任通信科长兼电台区队长，我在滨海军区13团（在诸城）当卫生部部长。我们就此分开。在两年多的相处中，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和革命友谊。 战争年代，电台工作非常重要。电台是战场指挥的枢纽。作为电台区队长和通信队长，刘友光虽然没有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与日军正面作战，但他同样在看不见的战场——电波中同日军机智作战，既要抗击电波干扰、识别敌友电台，破译敌军密码，又要抢时间、争速度，准确无误确保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更要在炮火连天的环境下保证电台设备完好无损。当时属于游击形式的战场上，多方部队协同配合、机动作战，没有现成电话线路，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主要靠电波传递信息和指令。电台通信保障是指挥部的神经系统，是战场上的顺风耳、千里眼，小小的"滴滴哒哒"电码关系到千军万马。刘友光同志长期从事通信工作，对技术做到精益求精，培养出许多优秀的通信人才和骨干，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应有贡献。
（作者：黄虎，中国医学科学院原副院长、党委副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