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5年入伍当兵的时候，刘友光政委已经是共和国的将军了。我与他之间，一个是士兵，一个是将军，差别和距离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我与他相处的岁月里，刘友光政委既是我的老首长、是我的长辈，同时也是我的良师益友。在我和刘友光政委十几年的接触和交往中，我获益匪浅，受益终身。老政委留给了我终身难以忘怀的回忆。
我第一次见到刘友光政委是1966年9月。当时我身负重伤，躺在病床上，首长到医院去看望，从此有了我们的不解之缘。1968年第二炮兵第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期间，我们有了更充分的接触，但那时我眼中的刘政委是那么的严肃、严厉，令人尊敬而可畏。年轻的我在刘政委面前，显得手足无措、紧张不已。1969年10月，第二炮兵第一届党代表会上，我作为二炮党委中七名基层委员候选人之一，被选为二炮党委委员，从这时起之后，十年中就有了同刘政委的长时期近距离接触，从而使我对他的敬畏变成亲切。他在我心目中是一位刚正不阿、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畏权势的共和国的将军。在他身上表现出的那种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高贵品质，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髓，他不愧为我们民族的脊梁。有了刘政委这样的优秀领导者，与二炮能够建设成为一支适应现代化战争需要的高科技的战略导弹部队是密不可分的。
1971年2月2日至4月24日，二炮召开党委扩大会（史称八十二天会议，也称三角楼会议）。会议开的很沉闷。由于会议很长，与会者在会议期间就有很多交往的时间。一天晚饭后，机关的同志和兄弟基地的八九位同志在李军司令住的房间里说话，大家谈到炮兵的建设，从"黄洋界上炮声隆"说到长征途中，靠一发炮弹威慑敌胆。席间有位比较年轻的同志说："炮兵出了个吴克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刘政委本来情趣很高，听了此话，顿时兴致索然，起身回到自己的房间。我跟进了刘政委的房间，问他："政委怎么生气了呢？"他说："凭道听途说就能下结论！吴克华是四野的虎将，历史上是有大功的！"在后来连续几天里，他给我讲了很多关于吴克华将军的故事。
他告诉我：吴克华1929年就参加了红军，从排长到了团长。抗战时期曾是115师的某旅旅长，在山东人称山东老八路。解放战争开始时，吴克华同彭嘉庆政委带一万多人进驻辽东，是四野纵队司令，后改为军长。坚守本溪，攻打辽阳就是他指挥的。打辽阳战斗非常激烈，他亲临前线指挥，在战斗最激烈时，他挎着望远镜冲出指挥所观察战士攻城，当时吴克华是四纵司令。四纵在解放战争中第一个毛泽东奖章获得者—范水理就是吴克华在战斗最激烈时冲出指挥所，用望远镜观察战士攻城时发现的。
刘政委对我说："在我军的战争史上，将来无论谁写战史，塔山阻击战都是必然会写上的一个成功战例，而塔山阻击战就是吴克华指挥的。"还说："塔山其实并不象塔，倒象个馒头，是一个不大的山包，从这个地方阻击从葫芦岛方向来增援锦州的敌人。当时锦州已被我军包围，如果葫芦岛方向来的援军进入锦州，我们攻锦州就要失败，辽沈战役就不能取得胜利。蒋介石悬赏50万金元券组成'敢死队'，'敢死队'光着膀子，身背大刀轮番向塔山进攻，连续六昼夜。国民党用大炮轰击塔山，把塔山土地翻了几尺深。当地老百姓把门板、棺材都贡献给解放军修筑工事用。吴克华六天六夜没有离开指挥所，挡住了蒋介石十一个师的轮番进攻，为锦州战役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刘政委问我："你知道塔山英雄团吗？"我说："不太清楚。"他说："塔山阻击战四纵被授予'英雄团'的有四个，立功的不计其数。"刘政委在给我讲这些故事的时候，老人家眼睛里放着光彩。他说现在一些年轻人不了解我军的历史，动辄说这个是资产阶级代表，那个是资产阶级代表。我党我军高级领导人要是有那么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我党我军性质怎么定？他说："前几天我们看到阿波罗登月发射（82天会议期间，会务组在南礼士路礼堂放映内部片，美国阿波罗登月发射纪录片），我们现在导弹技术比美国落后几十年，整天坐在会议室争，而不到实际中搞实践是不行的，我们现在没有功夫吵架，争你正确我正确。我们应该下大力气把部队建设好，把我们的导弹搞上去，不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用小米加步枪来抵抗人家的导弹、原子弹。"
第二炮兵第一届党委是1969年10月选出，到1979年共计10年时间，在这期间开了十几次党委扩大会议。1969年到1976年10月，这7年时间不少的会议都是围绕所谓路线斗争展开的。党委常委很不团结。叶剑英副主席曾说："二炮常委内存在着象导弹技术一样复杂的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所谓复杂是因为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都看中了我们二炮战略地位，都对二炮抱有幻想，都对二炮的建设实施了干扰，林彪的黄、吴、李、邱四大将，"四人帮"集团的王洪文、张春桥都对二炮下过多次黑指示，支一派，打一派，制造分裂，人为地把二炮问题变的复杂化，从而达到他们控制二炮的目的，其实这个于1966年7月由毛主席、周总理批准组建的新兵种自身并没有那么复杂。二炮党委内部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是对李天焕的态度问题，林彪集团的黄、吴、李、邱四大将说李天焕是扬、余、付的余党。林彪集团垮台后，"四人帮"集团又说李天焕是林彪的黑干将。二炮常委内有人利用李天焕大做文章，说是二炮内部的路线斗争的焦点是批判李天焕还是保护李天焕的斗争。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谁要是为李天焕说一句公道话，说一句同情的话，就有可能把你打成反革命。因此，对李天焕的污蔑不实之词就成了天经地义的事，而且谁说的多，谁的政治立场就算越正确。
1972年8月4日到1973年7月16日，二炮党委分两阶段开党委扩大会，第一阶段扩大到各团的团长和政委。9月27日后，各团长、政委回部队，留下党委成员和机关二级部的领导同志，先后在京西宾馆、友谊宾馆和海淀区倒坐庙一号，三个地方开了近十个月的会议，会议期间有人揭发李天焕一手遮天。其中一条重要的证据就是，第二炮兵组建之初，二炮领导同各基地领导召开了第一次见面会，一位参加第一次见面会的同志揭发，李天焕在第一次见面会上说："在二炮我就是党委、党委就是我。"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这样揭发李天焕正是政治立场坚定的表现，明知是假的也是不可能纠正的。刘友光同志作为我们基地的第一任政治委员是参加了这个第一次见面会的，他对这种不实之词非常气愤，他顶着极大的政治压力在会上纠正说："李天焕不是那么说的。"当时的真实情况是：在第一次见面会上各基地的领导同志都表态，要在二炮党委领导下做好自己的工作，把毛主席、周总理批准组建的第二炮兵这个新兵种建设好，让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心。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天焕（时任第二炮兵第一政治委员）说："现在哪有什么党委呀，就我们这几个人。"他指了指吴烈同志（时任第二炮兵第二政治委员）、严家安（时任第二炮兵司令部参谋长）等同志，然后说："一切都要从开始做。"李天焕的意思是说二炮党委在组建过程中，目前还没有组成党委。
刘政委发言后，基地等参加这次见面会的领导同志也给以证实，这事才算完了。我作为二炮党委委员十年间，在我所参加的二炮党委会议上，批判李天焕成了家常便饭，听到为李天焕讲句公道话真是不容易。现在看来说句真话是天经地义的，但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敢于站出来说真话，特别是敢于替象李天焕这样前期戴着扬、余、付余党的帽子，后期又戴着林彪反党集团黑干将这样政治帽子的领导人说公道话，是需要有极大的政治胆略和高尚政治风格的。我们的刘友光政委就是这样的人。他敢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人云亦云、不随风倒。在二炮召开的所有我参加过的党委会议上他不讲过头话，不讲违心话，是就是，非就非，他的高风亮节赢得与会同志的好评和尊敬。
1972年8月4日开始的第二炮兵党委扩大会开的很困难，所以困难，还是因为受到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严重影响。林彪曾通过黄永胜、吴发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大将，从二炮党委选举产生到林彪集团垮台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给二炮下达了十六次黑指示，这些黑指示前后矛盾，出尔反尔，支一派打一派，使人无所适从，对二炮党委建设造成极大危害，造成我们二炮党委常委内部极大分裂，问题变得异常复杂。叶剑英副主席指出："不到三年十六次黑指示，哪个兵种都没有过。"
林彪集团垮台后，"四人帮"又把黑手伸向二炮。王洪文亲自出马，以他那政治流氓，造反派姿态上阵，打一派支一派，分裂二炮党委。1973年4月间，王洪文在接见二炮常委时，对个别常委公开支持，说他态度好。对吴烈同志给予严厉打击、压制，说吴烈同志态度不好，犯了严重错误。吴烈同志在延安时任毛主席、党中央的警卫团长，是得到毛主席信任的。但王洪文用他那习惯性的流氓语言大骂吴烈同志是林彪的"鹰犬和奴才"。王洪文指着吴烈同志说："你是当过中央的警卫团长，但是你没保持，你背叛了，变成了鹰犬和奴才。"对王洪文进行的人身攻击，污蔑人格的流氓语言，大多数同志是反感的。但王洪文当时在中国政坛上是举足轻重、炙手可热的人物，谁人敢惹？由于王洪文当时所处的政治地位，使他的流氓语言对会议造成极大的危害，使本来不团结的常委产生了更大的分裂，会议中一些人不厌其烦地反复引用王洪文"鹰犬""奴才"的话，大搞人身攻击，也有不少同志由于怕背上立场问题、态度问题的包袱，在会议发言中也引用王洪文"鹰犬""奴才"的话，会议陷于极大的混乱之中。
各大单位都要表态，基地有刘友光政委、李军司令，还有两位基层委员，就是王青山（第一个导弹团副政委）和我，共四位党委委员，我们在一起讨论时，李军司令说："毛主席的警卫团长成了林彪的奴才？我们还能相信谁？"刘友光政委说："吴烈同志是工人出身，早年参加革命，当毛主席的警卫团长，本质上是个好同志，我们还是要采取'治病救人、与人为善'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决不听风是雨。"我们大家都同意刘友光政委的意见，讨论中大家选我代表基地在大会上发言。撰写发言稿时，我问刘友光政委："王洪文'鹰犬、奴才'的话人家都引用了，我们怎么办？"刘友光政委斩钉截铁地说："王洪文说，我们不说"。刘政委点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很耐心的对我讲："我们党的一贯政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搞人身攻击，不搞无情打击。"对文化大革命中过激做法，刘政委是非常反对的。他不赞成二炮党委长时间开会争论不休。他说："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不在这方面下功夫，在会议上争正确不正确，将来都要变成不正确。"
1973年5月6日在京西宾馆西大厅党委扩大会全体会议上，我代表基地发言，我的发言没有引用王洪文"鹰犬、奴才"的流氓语言，没有遵循王洪文打一派拉—派的做法。我们对常委四位书记的缺点错误进行了诚恳的批评，提出了殷切的希望。这在当时会议出现一边倒的形势下，在人们"革命"热情达到发烧的形势下，是很出眼的。我发言后，参加二炮党委扩大会的军委观察组的一位同志问我："你的发言是刘政委、李司令的意见吗？"我说是我们基地四位委员的共同意见。他说："你们基地的发言是公道的。"会议休息时，在刘政委的卧室里，我把军委观察组同志对我说的话告诉刘政委、李司令。刘政委说："我们这一级干部，不算很大，但也不算很小，不人亦云，不做墙头草，要有我们自己真实的意见，这是我们负责的态度。"李司令说："共产党讲实事求是，讲真话倒不了。"
在大是大非面前，在重大的历史斗争面前，我从刘友光政委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真真切切学到坚定的革命立场，实事求是的革命态度。我们党历经风雨而不衰，饱经磨难而不倒，就是因为有一批象刘友光政委这样的刚正不阿、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畏权势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作为导弹基地的军政首长，肩上的责任是重大的。由于两位军政一把手，长时间在北京开会，对部队建设是有重大影响的，部队很多问题得不到及时处理，两位首长心里都非常着急。为了不影响部队工作，刘政委、李司令经常利用会议间歇打电话了解部队情况，基地也经常派人，给首长送文件。刘政委、李司令在会议休息时经常研究布置部队的工作，处理一些重大问题，首长的辛苦我是看得很清楚的。刘政委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在京西宾馆开会期间，刘政委就犯过心绞痛。那是1973年的3月的一天晚饭后，我到他的卧室去（因为会议期间首长不带警卫、秘书人员，我有时帮助首长处理一点生活起居的事务），进门看到首长坐在写字台前，右手拿着一片药，手抖的厉害，药片放不到嘴里，我因为住院时间长，对冠心病的常识还是知道一些的，马上帮他把硝酸甘油片放到嘴里，让他不要动，抓起写字台上电话给李司令房间挂了电话，李司令、王青山同志即刻找来医生，及时给予处理治疗。病情缓解后，他就象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301医院的医生建议他去住院观察，他也不肯去。他对人的生死问题看的很乐观，他说："我们这些经过长征还能活下来的人，已经是偏得了。"刘政委他是一个多么忘我，多么坚定，多么胸怀开阔、光明磊落的将军啊！现在想来，首长如果对自己身体健康问题放在心上，他就不会走得那么早了。
（作者：曲俊臣，原第二炮兵技术学院门诊部政治协理员。）
